振兴书院 传承文脉

 书院肇基于唐，繁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绵延千年。季羡林先生在《中国书院辞典》序言中写道：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流行了1000年的书院这种古老的办学模式，在今天还有其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这个形式，加入新的内容，使它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为了让古老书院在现代图书馆中焕发青春，让珍藏在图书馆的文献典籍利用书院走进百姓，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今年5月起，山东省文化厅在全省创新推进“图书馆+书院”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在各级图书馆建设“尼山书院”。9月3日，山东省尼山书院正式成立理事会并开通网站，山东省文化厅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还签订了关于共同推进尼山书院建设的战略协议。
    书院这一古老的办学模式，其产生的土壤是什么？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何等影响？今天，它与现代教育体制应当如何对接？山东省尼山书院所采用的“图书馆+书院”模式又有何意义？记者就此专访了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尼山书院理事长徐向红，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张炜，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尼山书院理事李勇慧，山东省高等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颜炳罡。
    生命力旺盛绵延千年的书院
    记者：作为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机构和教学组织，书院自唐代出现到清末，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书院得以产生的土壤是什么？为何它能屡败屡建，延续上千年？
    李勇慧：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其教学与组织制度别具一格。唐末至五代社会动荡，官学衰微乃至废弃，宋初统治者因加强中央集权无暇顾及官学教育，使士子们求学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促使书院产生的主要历史机缘。书院由唐末私人读书、校书、授徒、讲学之所演变而成，教学需要书籍，因此书院必须拥有藏书功能，必须以大量书籍流通为前提条件。我国雕版印刷术正是由唐代产生至宋代转盛，为书院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书院产生及其一整套制度形成又与理学兴起与发展关系密切。宋代传统儒学在以自身为主并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到理学阶段，然而理学在初期并不为封建统治者所认同，于是理学家们便以书院为从事研究与传播的重要基地，大量的著名知识分子与青年士子参与进来，促进书院生成并臻于成熟。
    上述因素是构成书院产生的外因。而促进书院产生并得以发展的内因有二：一是士子接受教育的需求。隋、唐科举制度创立与兴起后，官学教育沦为科举附庸，形式死板、内容空洞，满足不了真心求知的士子们，他们势必要在官学以外去寻求就学的场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应运而生；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无论哪个朝代，社会发展都需要人才推动，相对于培养人才单一的官学体系，书院源于民间，深知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具体需要，它们强调学术自由、主张开放交流，具有官学教育不可比拟的优势，培养出大量人才，其产生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书院屡废屡兴，屡败屡建，历经沧桑，却能绵延千年，生命力旺盛，正是由于书院具有独特的教育功效。
    颜炳罡：书院出现于唐玄宗年间，当时有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不过这时书院的主要功能是国家藏书机构，相当于图书院，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院。作为集教学、研究、祭祀、藏书等功能为一体的书院兴起于五代，盛于宋、元、明、清，衰于晚清。晚清纷纷改书院为新式学堂，书院作为中国教育主体的地位已不复存在，但书院并没有消失，也没有完全废止。民国时期，马一浮先生建有“复性书院”，梁漱溟先生建有“勉仁书院”，张君劢先生建有“大理民族文化书院”等，书院可谓不绝如缕。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书院教育在大陆消失了，但在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乃至东南亚、韩国，书院仍然存在。如钱穆先生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牟宗三先生的弟子在台湾创办的鹅湖人文书院等。改革开放后，中国各地学者纷纷加入到旧书院复建、新书院创建之中。据相关学者统计，现在中国挂有书院之名的机构多达2000多家。
    书院之所以能延续上千年，至今仍然还充满活力，关键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在传统意义上，书院是儒家的道场，是人文教化的机构，是新思想的发源地。大凡历史上有名的书院都与有名望的思想家或某学派联系起来。在传统社会里，书院是养士的场所，一些贫寒之士可以在书院里读书、接受教育。在科举时代，一些书院也扮演着科举预备学校功能，这是书院延续千年而不废止的重要原因。今天，书院之所以仍然有活力，在于书院是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场所和重要方式，同时还可作为官办教育的补充。因此，书院会继续存在下去。
    张炜：传道授业，知识分子有这样的恒念和理想，这是书院得以长存的根本原因。社会需要有深度、有理想的教育，而一般的教育机构及教学设置不能完全满足这种需求。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书院教育都不仅仅是其他教育形式的补充，而是不可或缺、极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另一片天地。
    书院促进中华文明传承功不可没
    记者：请谈谈书院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作用。
    李勇慧：书院是中华文明史发展到唐宋时期的产物。不过，这只是书院与中华文明史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这种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则是书院对中华文明史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
    其一，书院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具体表现：一是宋、元、明、清时，学术思潮的演变与书院的发展密不可分。没有书院的发展，无论是宋代理学的兴起，还是明代心学的大盛，都是不可思议的；二是在上述朝代中，有不少重要的学术思想流派，如宋代的程朱学派、湖湘学派、金华学派、象山学派，明代的甘泉学派、阳明学派、东林学派及清代的乾嘉学派等，都是以书院为主要基地而形成或发展起来的。
    其二，书院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古代除了不少著名思想家曾在书院充任主持人或从事讲学活动以外，还有大量著名文学家活跃于书院讲坛。书院是其文学思想得以传播的重要渠道。例如，清代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在书院讲学长达数十年，其弟子方东树、姚椿、姚莹、梅曾亮，再传弟子吕璜、方宗诚等也曾在书院讲学。桐城派之所以能够成为清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流派，姚鼐等人在书院从事讲学活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三，书院促进了中国图书业发展。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代书院都有藏书，使大批典籍通过书院得以保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日趋成熟的图书收藏、维护、流通等方面的制度，从而丰富了我国图书管理经验；二是宋代开始书院具有了刻书的功能，且屡出精品，书院刻书也为繁荣图书业做出贡献。
    其四，书院对促进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宋元明清的著名书院，一般都是当地的教育中心，对推进所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书院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教学与组织管理等方面还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了不少与官学迥然有别的特点。如重视实践、注重学生道德能力培养、师生感情甚笃以及学习气氛轻松、管理人员较少等。所有这些都丰富了我国的教育遗产，而且为今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其五，书院曾经培养过大批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分别在各个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对促进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炜：看看中国的几大著名书院出了多少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一些书院的主持人（山长），本身就是文化巨人，他们对于拨动一个时期的文化心弦，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都有功不可没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书院的文化培育，就没有今天这样一幅中华文化版图。
    书院教育与现代教育相得益彰
    记者：近年来，中国文化书院、白鹿书院、中国书院等相继出现。在现代社会中，书院这种古老办学模式的存在有何意义？传统的办学模式与现代教育体制应如何对接？
    李勇慧：书院确是一种古老的办学模式。但是“古老”并不代表落后。毛泽东同志早在1921年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曾提出过“取古代书院形式，纳入现代学校内容”的主张，到今日仍具有指导意义。
    书院历经千年而蓄积的教育、思想精华影响至今。针对现代教育体制批量化、标准化、德育弱化等缺陷，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它不仅扼杀了学生创新性思维，而且在其内容和制度越来越“臻于规范”后，其与中国古代延续了1000余年的科举制度的“八股”性也体现了出来。
    书院自古就具有大众性，它提倡自由、不设门槛，以宣传、传播儒家传统经典文化为教育宗旨；以注重培养学生的个人素质、道德涵养为教育目的，更与现代教育相互补充。
    如今，数以百万计的老人、青年、少年在书院接受国学传统教育，足以说明书院的魅力与积极作用。
    颜炳罡：现代教育是大工业化的产物，以为人才的生产可以像工厂生产货物一样，按照一定流程，合乎一定的标准就可以从流水线上滚滚而来。这种教育有其优势，可以满足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但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个性化教育与培养。忽视了个性化教育的现代大学可以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工匠，但难以产生大师。
    传统书院教学模式因主持人的学术特长而定，没有固定的教学模式，没有国标课程，也没有规范的教学大纲。同时，书院还实行讲会制度，相近甚至不同学术观点的专家同时登坛授课，让学生自由讨论，所以真正办出名堂的书院都有自己的学术特色。书院更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有些书院是师生共同研究的场所，学生与老师一同成长。
    现代教育体系应当引入书院精神，而不是照搬书院的教学方法与模式。书院精神说到底就是自由讲学精神，创新精神，教学相长的精神，这样才能使传统书院与现代教育发展相得益彰。
    张炜：11年前，我创办万松浦书院。当年觉得中国的大批量常规教育之外，还需要书院这样的个性化教育。面对少数人施行的特殊教育，在这个时代是有意义的。教育和其他事物一样，许多时候也有个多元并存的生态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书院不是搞一点建筑，花一点钱请人讲讲学、存一些书、取一个名字挂上一块牌子，更不是将过去废弃的书院从外形上恢复起来，这都不是书院。书院的三个要素（独立的院产、主持人、独有的理念）中，最重要的还是主持人。这个人必须稳定持久地与书院结成一体，有知识学问资格，还要有自己的学术理想与人文情怀，有自己的世界观。有了这样一个人，其他都好办。钱穆的新亚书院当年在香港门面毫不堂皇，租了几间房子，学生躺在楼道睡，照样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极大贡献，培养出了一些重要的人物。
    现在建书院的实在不少，但有意义的并不多。为雅兴花一点钱，太容易了。其实这反而是有害的。万松浦书院的院长如我也不合格，但我知道书院是什么。
    创新推进“图书馆+书院”模式
    记者：今年5月以来，山东省文化厅在全省创新推进“图书馆+书院”模式建设尼山书院，将公共图书馆与传统书院相结合，到2015年底，将在全省150多个公共图书馆建成“尼山书院”，这一举措意义何在？
    徐向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曲阜，在孔子研究院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宣示，赋予了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山东省文化系统须切实增强文化自觉和历史担当，创新载体和机制，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十艺节”后，全省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文化场馆建设改造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如何利用好这些现代化的文化阵地，充分发挥好图书馆现有设施的作用，还是个重大课题。
    结合这两方面内容，我们探索创新“图书馆＋书院”模式，让古老书院在现代图书馆中焕发青春，让藏在图书馆的文献典籍利用书院走近百姓，提高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服务能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以刊藏典籍、教化育人、研究传播为主要职责的文化教育机构，在文脉传承、教育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尼山书院坐落在孔子诞生地曲阜尼山之上，始建于宋庆历三年，元时重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现代公共图书馆承担着文献收藏、整理研究、社会教育的职能，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阵地，是广大群众的终身学校和传承延续文明的文化重镇。将现代公共图书馆和传统书院有机结合，在全省公共图书馆建设“尼山书院”，进一步发挥其传承教化的文化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图书馆和书院分离已经很久了，我们甚至已经忘却了图书馆和书院之间还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在古代，书院和图书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书院即是图书馆，兼有图书收藏、传播等重要功能。近代以来，随着古代书院的日渐式微，现代图书馆的兴起，两者分离现象比较明显，图书馆教育、教化功能弱化。随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进，在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寻找和加深书院与图书馆的天然联系恰逢其时。
    将尼山书院融入全省现代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利用“图书馆+书院”模式打通古今，把全省图书馆建设成礼乐教化、以文化人的文化重镇、精神家园，不仅对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孔子及儒家思想研究与传播体系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深化图书馆的精神文化内涵和公共服务功能，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现代化设施的社会教育作用。
    颜炳罡：“图书馆+书院”模式是山东省文化创新工程，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可以说是山东省在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方面的新举措，可喜可贺。书院起于藏书、修书、校书，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图书馆+书院”模式一方面健全并扩大了图书馆的功能，另一方面，借助图书馆这个平台，让传统的书院得以复活，这是一个共赢的模式。
    “图书馆+书院”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文化工程，传统书院有政府建的，更多是民间办的。我认为，山东省150多个“图书馆+书院”模式虽基本覆盖到全省的地级市、市辖区、县级市以及县，却没有无缝对接广大乡、镇、村、社区等基层单位。在做好“图书馆+书院”模式的同时，动员民间力量，发挥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山东省各地市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将山东省境内比较有名的书院恢复起来，如泰山书院、徂徕书院、洙泗书院、泺源书院、公冶长书院、荀卿书院、愿学书院、曾子书院、颜鲁公书院等等，这对于山东省的文化建设将起到重要作用。
    书院恢复与重建应当两条腿走路，“图书馆+书院”是一条腿，民办书院是另一条腿，两条腿并行不悖，各有优势。政府积极引导，给予适当扶持，古老书院一定会焕发新时代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