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中国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人。祖籍昌黎(今辽宁义县),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生平?韩愈是北魏贵族后裔。父亲为小官吏。韩愈生而失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15岁避乱宣城,师窦年。后从学萧存、独孤及、梁肃。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25岁中进士。后三试博学宏词,没有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任四门博士。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冬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求朝廷减免赋税徭役,被贬为阳山令。遇赦后,任江陵法曹参军。顺宗即位(805)后,用王叔文集团进行革新。韩愈写过诋毁王伾、王叔文的诗,后世多谓其反对革新,实际上韩愈在革新中并没有反对言行,他所撰《顺宗实录》也肯定革新措施。宪宗元和元年(806),韩愈任国子博士,分司东都。后改河南令。六年夏,任职方员外郎,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十二年秋,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淮西平定后,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十四年正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穆宗长庆二年(822),镇州王庭湊叛乱,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前往宣抚,成功而还。四年十二月卒,谥号“文”,世称韩文公。
主张与成就?韩愈在政治、哲学、教育、文学上都建树卓异。在政治上,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并提出君出令,臣行令,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的说法,“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原道》),而臣不行令、四民不尽职就应受惩罚。
韩愈在哲学上持天命论,认为人的贵贱祸福是命定的,人应顺天安命。他宣扬“圣人立教”的观点,把仁义道德宣布为“圣人之道”,这个“道”世代相传,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到孟子,构成了一脉相承的“道统”。他认为佛教、道教的思想与儒家的经世思想是对立的,所以竭力排击佛道,指斥它们破坏封建君臣、父子、夫妇的伦常关系,是国无宁日的祸根。韩愈排斥佛道、尊崇儒学的思想,对后来宋明理学的形成有重大影响。韩愈继承孔子“惟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观点和董仲舒的人性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性情三品说。认为“性”是先天具有的,包括仁、义、礼、智、信“五德”;“情”是由于接触到外界,受到刺激后而产生的内心反应,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性是情的基础,情是性的表现,只能因情以见性,不能灭情以见性。人由于各自具有的五德参差不齐,所以人性有上(善的)、中(可善可恶)、下(恶的)三品之分。中品人性可改变,上、下品的人性不能改变。人的情按是否合乎“中”(无过也无不及)也分三品。性的三品与情的三品相对应。韩愈关于性、情既区别又联系的观点具有反对佛教灭情复性说的积极意义。
在教育上,韩愈主张“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提倡勤奋学习和独立思考。他还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师说》)。这种师生教学相长和青胜于蓝的思想,是精辟的。
韩愈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文学上。关于散文和诗歌的写作,他有一整套理论。第一,他继承儒家的传统观点,认为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主张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而道的内涵,就是仁义。第二,古道载于古人之文,尊尚古道,就要提倡古文。所以他提出学习先秦两汉古文的主张。第三,学古的用意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他坚持“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的写作原则。第四,用古文的形式写有充实内容的作品,要求作者有扎实的文字修养。他根据《孟子》的养气说,提出了养气论,认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第五,充实的内容又必须来自现实生活的土壤。他认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平情绪是使作品思想性深化的原因,因而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等论点。这就突破了文以载道观点的局限,对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起了重要影响。
韩愈所作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的论说文有的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原道》、《原性》、《师说》等),有的是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杂说》、《送穷文》等),有的则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等)。这些论说文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有的比喻巧妙,寄概深远,有的用问答形式和幽默笔触,嘲讽社会上的庸俗习气,构思奇特,锋芒毕露。韩愈的叙事文有的用儒家经书的体式写成(《平淮西碑》等),有的是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写成(《张中丞传后叙》),更多的则是他为别人所写的墓志铭。这些碑铭往往能写出不同人物的特色,但也有一些“谀墓”之作。韩愈抒情文中的祭文,有表现骨肉深情的《祭十二郎文》,也有表现朋友交谊、患难生活的《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韩愈的一些书信和赠序也极具感染力。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具有小说意味,但和当时一般传奇小说仍有区别。
总体来说,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捭阖,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具有多样的艺术特色。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说是“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很能形容出韩文的主要风貌。这样的散文,对六朝以来柔靡的骈俪文风,具有扫荡作用。韩愈又是语言大师,善于对前人的语言推陈出新,对人们的口语进行提炼,如“蝇营狗苟”(《送穷文》)、“贪多务得”、“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等新颖词语,韩文中为数不少,一直沿用至今,丰富了中国语言的宝库。他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创造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些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来一部分文人也有影响。
韩愈的诗也有独创成就,向来亦称大家。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奇特雄伟、光怪陆离,善写雄奇境界。但在追求奇谲的同时,往往也有填砌僻语、生字、押险韵等近于文字游戏的缺陷。韩诗中也有一些也写得朴素无华,不尚雕绘,本色天然。
韩愈写诗的方法,是“以文为诗”。这是他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主张在诗歌领域的贯彻。主要表现为:①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运用于诗歌写作,使诗的形式散文化。这种诗体散文化的长处,是比较自由流畅,扩大了诗歌表达的功能。缺点在于有时把散文的虚词过多地引进诗中。后代诗人如钱载、翁方纲等,就受了这种影响而变本加厉。②把大量的议论成分引进诗中,以议论为诗,有时甚至通篇是议论。宋代欧阳修、王安石的部分诗作,尤其是理学家的诗,就受了这种影响。但这不符合诗歌以抒情写意为主的特点。③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为诗。《南山诗》最有代表性。这首诗中连用50多个“或”、“或如”、“又如”,又连用14个迭字句,排比形容,层出不穷,别开长篇雕绘的途径。这类诗有光怪陆离、雄奇纵恣的特色,但也有累赘堆砌、晦涩呆钝、僻词怪字满纸的缺点。
韩愈以文为诗,因而在各类诗体方面,擅长古体,律诗绝句数量较少。但其律、绝中也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为历来选家、评论家所赞赏。
韩愈诗文,唐代以来久有定评,古文方面评价尤高。杜牧把韩文与杜甫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读韩杜集》)。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以韩愈冠首。诗歌方面,评论则有分歧。赞扬韩诗的,司空图说它“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题柳集后》),宋代人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叶燮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总之,都承认他是开派的大家。持贬抑论者,陈师道以为“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后山诗话》),王世贞以为“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艺苑卮言》),近代如王闿运、章炳麟诸人对韩诗也多贬词。
本集和研究资料?韩愈的集子,为其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庆元魏怀忠所编刻的《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它保存了不少原本已失传的宋人旧注,今有影印本。南宋末廖莹中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经明代徐氏东雅堂翻刻后,最为通行,系全录朱熹《考异》和节录五百家注而成。廖氏原刻今有影印本。诗集单行注本,清代有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两种。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
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的,宋代有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韩文考异》,清代有陈景云《韩集点勘》、王元启《读韩记疑》、沈钦韩《韩集补注》、方成珪《韩集笺正》,近人有徐震《韩集诠订》。
韩愈生平事迹,见于皇甫湜《昌黎韩先生墓志铭》、《韩文公神道碑》和李翱《韩公行状》,这是最原始的材料。新、旧 《唐书》有韩愈本传,朱熹有对韩愈本传的详注。编为年谱、年表的有好几种,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方崧卿《年谱增考》即合刻在洪谱各条之后。今人徐敏霞有《韩愈年谱》,张清华有《韩愈年谱汇证》。
有关韩愈的研究中,王鸣盛《蛾术编》、郑珍《巢经巢文集》、俞樾《俞楼杂纂》诸书有关条目或文章,具有学术价值。赵翼 《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诗文的代表著作。单篇论文,以近人陈寅恪《论韩愈》为最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