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创始人。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因避内乱迁居鲁国。父叔梁纥，母颜氏。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素有“礼乐之邦”之称；至春秋末，“周礼尽在鲁”，礼乐仍保存完好。鲁国良好的文化环境对孔子思想的形成颇有影响。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早年做过管粮仓、管放牧的小官；因“少好礼”，自幼受传统礼制的熏陶，青年时便以广博的礼乐知识闻名于鲁，从事儒者之业，以替富贵者办理丧祭赞礼为生。中年时，聚徒讲学，从事教育活动。年五十，曾一度担任鲁国的“司寇”，摄行相职，不久即弃官离鲁，率弟子周游列国，广泛宣传自己的思想学说，但终不见用。晚年回到鲁国，致力教育事业，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相传有弟子三千，著名者七十六人。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汇集在《论语》中。《左传》与《史记·孔子世家》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也较可靠，都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孔子以“仁”为核心，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富于哲学智慧的思想体系。
天命鬼神思想?春秋时代，天命神权思想已受到无神论思潮的冲击，天的权威已动摇，神的地位已下降，但作为传统的思想观念，它仍然是一种统摄人心的文化力量。受此影响，孔子有时也把天视为宇宙间有意志的主宰者，如说“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等，都包含着“天”为一有意志的人格神的意味。孔子又认为，天有“天命”，它是超越性存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必然性，既可决定人的生死，也决定社会的治乱兴衰，“亡之，命矣夫”，“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人应“畏天命”、“知天”、“知命”，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只有认识和把握了天命，才能顺天应命，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过程中勇往直前，获得“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因而他特别强调“为仁由己”，轻鬼神而重人事，“不语怪、力、乱、神”，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他在肯定超越性存有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
知识论?孔子认为不同的人其知识的来源有很大差别，有“生而知之者”，也有“学而知之者”，因人而异。就一般人而言，其知识都是后天学知的。作为教育家，他希望人们“多闻”、“多见”、“多识”、“多问”，博学多能，择善而从，不善而改；在求知的过程中，应“学而时习之”，采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既要勤于学习，也要善于思考，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深化，学到的知识经过思考，融会贯通，就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下学上达”，从而丰富和深化人的认识。他主张学以致用，言行一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反对言过其行，知而不行。孔子的“学而知之”、学思并重、知行统一等观点，是人类知识史上有价值的经验总结，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孔子的方法论。“中庸”一词始见于《论语》，最初是由孔子提出的一种高尚的美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但在其思想体系中，它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关于“中庸”的含义，孔子有“执两用中”、“中立不倚”的说法，要求人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严守中道而不偏于“过”或“不及”。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中庸”贯串于孔子思想的各个方面。
仁学思想?孔子的仁学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外在规范的思想体系。“仁”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广泛使用，孔子赋予新的含义，使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据《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的本义是爱人，视人如己，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就是所谓的“忠恕”之道。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本义为节，即对行为的某种节制、约束。节制就是行为者对他人的宽容、礼让，并通过这一行为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其精神实质即仁。故云“人而不仁，如礼何”、“礼之用和为贵”、“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对人的终极关怀的仁爱思想，表现出一种人本主义倾向。
德治思想?“为政以德”是孔子仁学在政治思想上的必然要求。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当政者若仅仅依靠政令与刑罚治理人民，最多使民免于犯罪，但无法使其耻于犯罪；而以伦理道德引导人民，以礼乐教化人民，老百姓不仅耻于犯罪，而且还会自觉地遵守行为规范。当然，德化和刑罚都是不可或缺的，“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良好的社会秩序有赖于“宽猛相济”、德刑并施；但在他看来，刑罚只能矫偏救失，解决已然的问题，而道德则能防患于未然，使民“有耻且格”。同时，只有以德行政也才能得众，“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德政的前提则是为政者“身正”，因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自欲善而民善矣”。德政要求惠民、养民、利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民以义。
伦理学说?孔子建构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宽、信、敏、惠等道德规范都是仁德的体现。仁并非统治者的特殊行为规范，而是对所有人的道德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悌为仁之本，它由亲亲敬长之道拓展而来，以事亲从兄之心对待他人。他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学说和“为仁由己”的德性修养方法，强调道德修养的主体性，“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要求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是“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义利学说?“义”即道德，亦即人的思想和行为合乎公认的社会准则；“利”是物质利益或功利。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义以为质”、“义以为上”，认为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人的精神需要远比物质需要有意义。他不否定利的价值，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追求富贵利禄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认为求利是有条件的，不能“不义而富”、“放于利而行”，而应“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在政治实践中，既要“务民之义”，也要惠民、利民、富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正名思想?孔子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启蒙者，他的正名主张包含了对逻辑正名的初步意识。其“名不正，则言不顺”说，认为言有赖于名，名不副实，言就不能顺畅，正名是言论合理的前提和条件。他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包含了名实必须一致，名必须具有确定性的逻辑思想。他还提出“慎言”、“辞达”的主张，要求判断应慎重、恰当；强调推理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告诸往而知来者”、“温故而知新”，由已知可以推论未知。他根据同类可以相推的原则，提出“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的类推方法，即从某类中的一个事物所具有的某一性质，可以推知该类中的其他事物也有此类性质，丰富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
尽善尽美论?孔子的美学思想也建立在“仁学”的基础上，并从仁道出发来考察审美和艺术。他对诉之人们感官的声色之美并不采取禁欲主义的态度，但认为感性形式的美只有同伦理道德的善完美统一起来，做到既“尽善”又“尽美”，才算达到了最高的理想。在美与善的关系中，他认为善更根本、更重要，但不否认美所特有的价值，反对只要“质”不要“文”、只要善不要美的观点，强调美与善的和谐统一。
有教无类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创私人办学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教育学说。他认为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亦哉！冉有曰：既庶哉，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他以“文行忠信”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主张“有教无类”，认为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主张“学而时习之”、学思并重、“温故而知新”；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习态度。在教学中注重启发诱导、有的放矢，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注重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在言教的同时注意身教，要求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生勤奋刻苦，常常忘食、忘忧。
影响与作用?孔子是春秋时代渊博的学问家，中国古代的伟大哲人。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涉及政治、伦理、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教育等诸多领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其人学思想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