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述群：论儒家文明的历史地位与现代意义
摘 要：对儒家文明现代意义的研究，需要廓清对儒家文明的种种误读，理性、科学地甄定儒家文明的历史性地位和在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儒家文明是中国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主流文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儒家文明已形成自己独特的文明禀赋和文明优势。20世纪的一百年是儒家文明内生力得到空前爆发的100年，在这百年激变中，儒家文明丢弃了许多旧的东西，接纳了许多新的东西，但儒家文明长期凝练的文明内核与文明精髓没有丢失，反而在历次救亡图存中得到了历史性的继承与弘扬。儒家文明是表明中国人文化身份的主干文明符号，儒家文明在21世纪将进入新的辉煌发展期。儒家文明是我们文明的骄傲；儒家文明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儒家文明还将走向未来。对儒家文明的礼敬态度，是中华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应有的尊重，也是儒家文明应享有的尊严。
关键词：文明；儒家文明；断代文明；现代意义
在世界文明史上，儒家文明以历史悠久、内质独特、影响广远而著称。其最早的历史，可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早发期，并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等并称。中古之后，随着世界其他几个古文明的消失和新的文明的发轫与崛起，儒家文明又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等并存与并列。在这些文明中，唯有儒家文明的历史较好地保持了连续性，因而有机会见证其他同样古老的文明的消失和一波又一波新文明的出现。儒家文明迄今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期：第一是孕育成长期，时间在秦汉之前。第二是成熟发展期，时间是从汉朝至清朝。第三是转折革新期，时间是民国到现在。儒家文明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在与西方文明相撞时，遇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儒家文明的前途命运一度受到质疑，进入21世纪，儒家文明的现代意义有待重新认识和发现。
一、导 论
儒家文明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世界对儒家文明的了解，过去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或海路三个间接渠道。汉代出使西域的张骞，以及后来的法显与唐代玄奘两位法师，他们应是中国人主动向外介绍中国儒家文明的代表性人物。欧洲人对中国儒家文明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写的一部游记。明代初期郑和的七下西洋，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派遣规模庞大的力量向域外宣扬中国儒家文明。17、18世纪中国经典传入欧洲后，导致世界第一次从哲学伦理思想方面较为系统深入地了解中国儒家文明。当然，自唐代以来的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等，在帮助世界了解中国儒家文明方面亦作出了重要贡献。
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是欧洲研究儒家文明的先驱。他们那一代欧洲人对儒家文明总体上持充分肯定的态度。马克思晚年对儒家文明进行了研究，曾得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在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对儒家文明作出过深入研究并且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一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二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后者是费玉清的学生，《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作者，可惜英年早逝。二人都认为儒家文明不适应于工业文明，属于与农业文明相一致的前现代文明。这一思想对中国学术界几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派研究世界史、世界文明史的学者，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他们则从更宏阔的全球视野观察中国儒家文明，得出了更为理性和符合实际的结论，但是他们的观点似乎没有引起中国学术界更多更深入的重视与研究。还有一派研究比较文化的学者，如美国学者安乐哲等，他们对儒家文明的前途则更为乐观，近年来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与传播。再有一派是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等，他们关于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在未来将出现对抗的结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立足点好像是着眼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因而具有较强的功利性，相应地就减弱了其所应具有的历史力量。
中国学术界对儒家文明的研究，深受五四运动以来政治取向的影响，更多是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性研究，而不是围绕“儒家文明”所开展的科学研究。最具系统性的研究“儒家文明”的学术成果，应首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研究的“世界文明大系”中的《儒家文明》卷，但该书最大的不足是仍未脱离五四运动以来的学术话语局限，坚守“儒家文明”是一断代文明的结论。在学术界，尤其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文明、儒家文明三个概念的交互混用，也在无形中加重了对中国文明史的误读。根据笔者的理解，中华文明更多侧重的是民族概念，与中华民族的概念具有一致性，强调文明的所属族群；中国文明更多侧重的是政治概念，与国家版图的概念具有一致性，更多强调的是文明的地域性；儒家文明更多侧重的是文明的概念，与文化的概念具有一致性，更多强调的是文明的内核与精神特质。以此推论，中国文明或中华文明的主导文明、主流文明，只能是儒家文明。在早期，儒家文明与中华文明、中国文明基本一致；在晚近，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明的主流主干文明。中国自古以来的主流文明就是土生土长的儒家文明，而非其他；这样的文明也就不是一个断代文明，而是一个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和中国的整部历史相始终的文明。20世纪中国帝制时代的结束，不是儒家文明的结束，而是儒家文明“弃旧图新”时代的开始。进入21世纪，儒家文明将迎来新的辉煌发展期。
二、被误读的儒家文明
约在一百多年前，当西方文明崛起为世界范围的主流文明时，世界文明大家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一切皆以西方文明为评价范本，其他文明则失去了话语权。似乎注定要走向消亡，如美洲大陆的印第安文明一样。世界各国各民族唯一可接纳的新文明就是“蔚蓝色”的西方文明。位于地球第三极喜马拉雅高原东部广袤土地上的儒家文明，遭遇到了同样的命运。在西方文明强烈血腥的冲击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特定时间段里，儒家文明似乎注定要快速地走向消亡。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之时，西方列强丝毫都不怀疑儒家文明的灭亡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然而情况并非如他们期待的那样。后来的历史证明，儒家文明并不是第二个印第安文明。一百年后，当中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再一次对儒家文明的顽强生命力惊诧不已。然而直到此时，他们仍然还没有读懂博大精深的儒家文明。
并不是仅有西方人对儒家文明产生了误读，20世纪的大多数中国精英同样如此。当毛泽东带领工农子弟在井冈山丛林中创建一支现代军队时，许多在城市里的中国人正尝试着如何把西方文明全盘地引进中国以替换原有的儒家文明，包括汉字都要统统换掉。汉字拉丁化在20世纪的中国持续了几十年，建国初期也曾动议把方块汉字改革为西方的字母文字。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仍有一部分学人把“全盘西化”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抉择。现今，中国仍有人坚定地认为，儒家文明在整体上已然是落伍了。
对儒家文明的误读，核心在于把这一文明看成类似基督教文明，是有某一个特定起始点的文明。这样的误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把儒家文明看成儒家学派意义上的文明。儒家文明，用了“儒”和“儒家”作为代称，似乎理所当然地应该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划上等号，具有其学派性的固有局限性。这样的误读影响甚巨。20世纪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汝信主编的《世界文明大系》之《儒家文明》卷，就持这样的观点：“儒家文明则是中国文明发展到产生出众多的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并且其中一个学派——儒家的学说成为中国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思想时才诞生的。儒家文明诞生的标志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与此误读有关，则有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儒”和“儒家”始于孔子。其实，“儒”是早于孔子出现的一个社会职业。孔子有“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划分，说明“儒”在当时是一个先定存在。实际上，孔子出生之时，“儒”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汉书·艺文志》探讨儒之起源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胡适在其著名的论文《说儒》中，推测最初的“儒”都是殷的遗民。《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在中国上古社会，大约最晚到殷代，就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他们就是最早的“儒”，或称为“术士”，后来“儒”渐渐形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义，即柔。但“儒”却是那个时代最懂礼仪、最有学问的一群人，是那个时代文化的掌握者和传承者。孔子和儒家就是这一拨人的后继者。
二是与上述误读相联系，把儒家和道家、佛家看成没有主次区分的同等并列关系，即通常所说的“儒释道”并存。如前所述，尽管儒家文明用了“儒”和“儒家”作为代称，但是儒家文明的主体精神却不是“起自”孔子，也不是由孔子所“独创”。儒家文明的“起始”与基督教文明等宗教文明的“起始”有根本的不同。后者起始于教主的创教教义，具有明确的“起始点”，而儒家文明则是一个世俗文明，其起始点可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儒”、“儒家”和孔子、孟子等的历史作用，只是把这种起自久远的文明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来。众所周知，孔子的思想直接来源于周公的“制礼作乐”。而“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对夏、商的礼、乐加以损益，使之更适合宗法封建等级制度，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2]“由周公‘制礼作乐’而形成的礼乐文化把当时居住在黄河流域的虞、夏、商、周等族结合在一起，形成具有共同文化心理和共同习俗的华夏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礼乐文化的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为后来中国文化发展确定了基调。”[3]而孔子的伟大历史功绩只在于把前人的文明成果“集大成”。换言之，孔子是春秋之前的中国主流文明成果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历史实际是这样：春秋之前的中国文明成果由孔子（儒家）主动地收集整理，并创造性地发展成一个思想体系，然后再由孔子的门人及其后继者传扬给后世。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把他之前的“小人儒”，即仅仅是“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提升为“君子儒”，即为国家社稷安身立命的“士人”，由此开创了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相比于儒家，道家实际仅起源于老子写的一部《道德经》和庄子的有关著述。而老子之前的思想，甚至包括老子本人的思想，孔子多有吸收。佛家的历史则更短，两汉之际方才传入中土。在“儒释道”同时存在的历史时期，道家的思想和佛家的思想都更多地为儒家所“兼收并蓄”，而道家和佛家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儒化”，即归向中国的主流文明。唐代柳宗元的重要学术贡献，就是率先“援佛入儒”。自古以来，中国的主流文明只是儒家文明，而道和佛以及后来的伊斯兰等其他文化，都属于中国的亚文化而非主干文化。
三是把儒家文明看成一个断代文明。即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成儒家文明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而把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废除帝制看成终点。这种把儒家文明仅仅框定为“帝制时代文明”的做法，是对儒家文明的最大误读。儒家文明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对此，美国世界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儒家世界因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相异。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派别斗争，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其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而是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一直延续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未曾不断的文明。”[4]关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斯塔夫里阿偌斯从五个方面作了概括：第一，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文明世界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第二，人口——“中国庞大无比的人口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第三，文字——“构成中国内聚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商朝时期的书面语”，即我们所说的殷商甲骨文。第四，科举制度——“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第五，儒家学说——“促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及其在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由孔子的教诲组成”[5]。“因此中国文明在重视道德价值方面是无与伦比的，而孔子则是这一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6]。研究世界文明史的美国学者威廉·麦克高希指出：“文明不是兴衰循环的社会，而是建造于它们前任的业绩之上的文化体系。”[7]这就是说，文明不像社会那样有兴有衰，而是一个连续累积的演化形态。斯塔夫里阿诺斯总结性说：“尽管古埃及文明早已消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早就不复存在，但是中国文明却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今天，中国仍以其一直延续下来的全球最古老的文明而骄傲。”[8]换言之，儒家文明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地在某一个历史点上终结的文明。
儒家文明在概念上与中华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而与中国文明常常混用。这是因为，中国地域广阔，中华文明具有更宽泛的含义。中华文明通常指在中国版图内的所有文明，即包括儒家文明，也包括道、佛、伊斯兰等众多亚文化。中国文明或儒家文明通常是指主要由汉族所创造的来自远古时代的文明体系。中国文明之所以常与儒家文明交互使用，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的上古时代，中国文明与儒家文明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族群人口构成等方面是重合的。另一方面，无疑是孔子和儒家的杰出贡献，中国文明的主流文明凸显为儒家文明。再一方面，还因为在孔子之后，历代的儒家都是这一文明的捍卫者和创新者。所以，贯通中国历史的主流文明应该是儒家文明，而且也正是这一文明规定了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质与特色。
三、儒家文明的固有特性
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文明与人类特定族群有必然的联系，是由特定族群共同创造、为特定族群所共有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文明可以变化，但在无外力作用下不会自行消亡。文明的流变与自身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成功地转化为另一种文明的先例，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土族文明，它们多是在西方枪炮下的被迫灭亡，或是自然力的强大破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转化或流逝。阿诺德·汤因比曾论述，一些封闭的文明，由于其惰性，也有自然而然消逝的例子。但这类的文明，多数是非常原始的、人口规模有限而且活动地域相对狭小的部落文明，它们在文明的早发期往往就夭折了。
儒家文明起源发展于一个特定的尽管相对封闭但却辽阔有很大纵深区域的自然空间环境。特定的自然空间环境和生存条件，造就了这一特定的文明形态。在青藏高原东部辽阔的“两河流域”，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孕育培养出了迥然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儒家文明。这一主要由华夏族即后来的汉族所创造的文明，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优势：
1．自然哲学的生存法则。因抗拒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涝灾害以及生存的需要，中国先民最早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是天文学和物候学，最早形成的文化图腾是与天文学和物候学有密切关系的龙和凤，最早发现的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是阴与阳、男与女、天与地的关系，最早形成的抽象思维是基于阴阳推演出来的八卦即易学，由此奠定了这一文明的基本方向。中国人普遍认同的祖先伏羲，其历史功绩之一就是画卦。这一立足于对自然属性的认知与利用的哲学，使儒家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了符合自然法则的属性和基础。有阴阳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父子、兄弟及一切社会关系之伦理。这一建构于自然哲学基础之上的文明骨架具有与宇宙法则同在的不可更替本性。勒内·格鲁塞在《伟大的历史》中说：“在中国，哲学思考很可能来自非常古老的四季交替的自然观念。对这种季节规律的观察，必定塑造了远古时期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把客体分成两个一般类别的分类方法中。这两个分类就是阴和阳。它们代表了黑暗与光明、潮湿与温热，由此类推，还有天与地，收缩与膨胀，女性与男性。这两个法则既相互对立、互相交错，又互相依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互相转换，这种关系解释了宇宙万物和整个生命的过程。然后，在这两个对立的法则上，添加第三个法则——也可以描述为它们的不可分离互相依赖和无穷演进的法则。”“正是在这种知识背景下，孔子诞生了。”“如果我们不得不把儒学的精神浓缩为一句话的话，那么我们会说：它是与宇宙秩序相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合作）的一种公民秩序。”[9]这显然就是儒家文明所具有的自然禀赋。
2．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儒家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文明，而不是西方式的神本主义文明。早期中国也祭神，也有巫术存在，中国上古传说人物的许多故事，都是重人而非重神。“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对“神”始终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马厩失火，孔子首先问：“伤人乎？” （《论语·乡党》）孔子继承了先祖的优良传统。孔子的“仁”，既意味着对他人的仁爱之感，又表达了自己身上具有的人性的那份高贵。对人性的尊重，在原始儒学那里表现得十分充分。可惜这一点在后来的宋明理学那里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反而出现了重大偏离，加上明清两朝的专制需要，导致五四运动对儒家文明的无情批判。
3．家族本位的自立性格。黄河流域土地广阔肥沃，气候温润，人口繁衍迅速。但周期性的交替旱涝使在此地靠耕作农业谋生的中华先民的生存变得十分艰难。据统计，黄河在历史上的决口达1590多次，灾情不等的洪涝不计其数。为了耕作，人们需要以家庭为劳动单位；为了治水，人们需要上万人、上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集体劳作，而且需要频繁地进行社会组织。黄河的个性，锤炼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个性。家庭本位、集体主义、对“大一统”的偏好，成为在这个区域土生土长的儒家文明的原色。鲧与禹当年治水的堵与疏的技术，与今天的治理黄河、治理淮河在原理上没有质的区别。今天的抗洪救灾，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人海战术，是大兵团集体作战。中国古代亦是这样。黄河泛滥所造成的灾难成就了中华民族，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是灾难而不是安逸让文明变得更有活力，正是灾难使得一些文明比另一些文明显示出生命力，“挑战愈强，刺激就愈大”。儒家文明就是在频繁的苦难中成长起来的文明。
4．推己及人的包容精神。集体主义对人所构成的直接要求就是对他人的接受、忍耐与包容，而谦让成为一种美德和优良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削弱集体的合力，从而对整个族群的利益乃至生命财产构成威胁。在大灾大难面前，个人的诉求将无条件地让位给集体的需要。谦让成为一种美德和优良传统。富有谦让、包容精神的文明，有利于接纳其他文明，而能较好地避免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具有谦让、包容精神的文明，是一种善于变化适应新事物的文明，因而也就是生命力较强的文明。这样的文明一般不会轻易地被其他文明所“吃掉”，也不会轻易地“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困难面前，它会转变方式，以求更进一步。
四、儒家文明的当代价值
人们最大的疑问，是儒家文明在当代，还有意义、还有价值吗？疑问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现在是社会主义文明，把儒家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对立起来；其二，现在是工业文明，把工业文明与儒家文明对立起来。这样的立论，其实很难成立。
先说第一方面。基督教文明是不是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冲突、相对立？基督教文明来自于“黑暗的中世纪”，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西方社会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后为什么没有抛弃基督教文明，而是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改革，使之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美国建国精神的核心，就是经过改革了的基督教新教。当年清教徒在欧洲大陆受到迫害，一部分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船避难来到了北美大陆，更多的清教徒随后而来，他们在新大陆安家，在新大陆建立起自己的教堂，信仰新教的牧师在这里传播福音直到现在。美国国父华盛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历届美国总统上任宣誓时，都要把手放在《圣经》上面。美国的主流文明仍是来自于欧洲的历史古老的基督教文明。正如于歌在《美国的本质》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美国的本质却是一个地道的基督教国家[10]。
儒家文明与社会主义并不必然是一个敌对的关系。相反，儒家文明与社会主义从相遇那天起就结成了一个“同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文明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扎根的文化土壤。儒家文明对资本主义怀有发自本能的敌对意识。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损人利己的价值取向正好与儒家的集体主义和重义轻利相抵牾。儒家文明对社会主义则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的“天下大同”理想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中国老百姓听起来却易于接受得多。从历史渊源来说，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与儒家文明共同的敌人。鸦片战争后，儒家文明面对的敌人就是以列强面目出现的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取代资本主义。当社会主义进入中国的时候，儒家文明找到了抵抗资本主义列强的同盟力量，浸染了儒家传统的中国劳苦大众愉快地接受了社会主义并奉为新的生活理想。
许多人否定儒家文明的生命力，是说儒家文明在本质上仅属于农耕文明，而不属于工业文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儒教文明不适应工业文明发展的需要，这一论点对中国人影响很大。同样的问题是：为什么基督教文明在工业文明时代就保留下来了呢？为什么同是受儒家文明很深影响的亚洲“四小龙”却在工业化时代获得了巨大成功？为什么同是儒家文明本土的中国在工业化时代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卡尔·马克思和韦伯都认为，亚洲的儒教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相容的，但是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地区等亚洲国家的经济一直在稳步发展。毋宁说，儒教文化在维持着亚洲的活力。”[11]面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断言儒家文明止步于工业社会门槛的观点，似很难站得住脚。
文明总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传统性的、本源性的、根基性的，另一部分是现代性的、前进性的、外来性的。没有前者，文明便没有根基和基础；没有后者，文明便没有发展和未来。任何文明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会彻底地推倒重来。文明的传继发展，就在于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连接与并存。即使是同质的文明，也会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样态。同样源于洛克、卢梭、孟德斯鸠思想的西方宪政，英国就是君主立宪制，而美国就是共和制。同样是基督教文明国家，英国就以天主教为主，美国就以基督教新教为主，而希腊、俄罗斯就以东正教为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让我们对于儒家文明在今天的存续具有更加丰富的想象力。文明的传统性并不必然影响它对现代性的接受；相反，文明越是悠久，可能越具有对新事物的吸纳能力，悠久的文明更具有宽大的胸怀和应对复杂变局的丰富经验。
宏观来看，儒家文明具有整合大地域、大族群和多元文化的成功经验。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儒家文明成功地实现了在广大地域里的多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实现了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共荣。在这个过程中，其影响的地域范围在不断地扩展，并在东亚地区形成了所谓的“儒家文化圈”。相比于世界许多地区斑驳的地图和数不清的种族宗教纠纷，儒家文明的整合能力令人叹服。
微观来看，儒家文明建构的以血缘、家庭然后扩及到天下社会的伦理体系，契合人类最直接的情感和心理需要，具有普适性。这一伦理设计巧妙地把人的动物性与人的社会性结合起来，在人的动物性需求与人的社会性需求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进而使得个体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成为一个互助互动的有机体。孔子的“仁爱”是有差等的仁爱，这样的仁爱来得更为真实。中国人常说，一个不爱自己父母的人，怎么可能会爱别人。所以“孝”在中国具有第一位的伦理意义。“祖先崇拜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独有的重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一习俗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中起主要传统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会。”[12]墨子提倡“兼爱”，但墨子的主张在中国没有成为主流伦理，墨子去世后，他的思想主张在中国几乎成为绝响。孔子的学说在18世纪传入欧洲后，受到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热捧，认为儒家思想才是真正的人本主义。甚至有学者认为，儒学推动了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休谟、魁奈、霍尔巴赫、莱布尼茨等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先驱吸取孔孟儒家学说，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直到现在，欧美社会仍有许多人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更具有人情味。美国甚至出现了基督教儒家的提法，一些信仰基督教的人开始同时信仰儒家，如波斯顿儒家就是一个例子。2009年10月，美国众议院还高票通过了一个纪念孔子2560周年诞辰的决议案，高度赞颂孔子的哲学伦理思想。为纪念一个思想家的诞辰而专门通过一个决议案，这在美国国会史上是甚为罕见的事情。
从功能来看，儒家文明具有极强的内敛和凝聚能力，可以有效地把数量庞大的个体凝聚为一个有序的整体。它的凝聚力，就来源于血缘亲情和社会伦理的设定；它的有序性，就来源于从个体到家庭再到国家的基于宗法之上的一整套自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不是一种西方式的外部强加的“契约”关系，而是本于血亲根基的自组织联结，因而更为牢固和不易变更。中国人习惯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真正的力量来自于最原始的生物学联系。但是儒家又倡导了一种家国天下一体的观念与伦理，使得中国人把家与国看成一个组织体，而且视“尽忠报国”为大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中国人会毅然决然地选择“报国”。为什么儒家文明从其萌芽期、孕育期到成熟期再到后来的发展，能够一直与人类历史相伴随，成为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文明活体？就是因为它已成功地进化出了自组织繁衍发展的文明基因。地球生物圈的法则是：越是具有适应性的生物越具有生命力。中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在和平时期看似一盘散沙，每当大难来临，整个民族就会迅速地集结为一个团结的整体，用以“救亡图存”。这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的一种本能的集体反应。清代末年，西方人把中国人看成“东亚病夫”，但正是这群“东亚病夫”，硬是用血肉之躯赶走了所有列强。汶川大地震出现，中国人全民出动，汶川救灾之迅速之有效，成为世界救灾史的典范。这是儒家文明的优越之处。
儒家文明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文明身份和文明表征，用以说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以儒家文明为切入点。中国崛起之后，欧美世界为之惊惧，担心中国步自己的后尘，在成为强国后，图谋称霸世界。显然，这是对儒家文明的特质缺乏了解所致。首要的一个问题是：谁可以代表中国文明？谁来代表中国文明对世界讲话？是道家、佛家，还是其他？显然只有儒家。世界只认可儒家文明是中国自己的最具代表性的主流文明。其次，儒家文明的本质是什么？无疑是仁爱、包容与和谐。勒内·格鲁塞认为，“在外部关系中，仁表现在持续不断的克己中，这是一种对礼仪的尊重，是一种合乎礼仪的优雅，而这种优雅，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只不过是内心优雅的外在显示而已。”①儒家文明就是这样一种优雅的王道文明，而不是蛮横的霸道文明。实行优雅的王道，是儒家文明的一贯主张和一贯做法。当年郑和七下西洋，实践和宣扬的就是优雅的儒家王道文明。在全球化时代，把优雅的儒家王道文明推向世界，让世界通过儒家文明了解中国，是让世界接纳中国而不是让世界害怕和对抗中国的最好办法。当首届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对话在孔子故乡举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宗教家对儒家文明表达了极大的兴趣和足够的礼仪尊重，认同儒家文明在当今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五、儒家文明的未来路向
儒家文明已经站在走向新世纪的前列。在大变革的时代，任何来自古老历史的文明都会遇到挑战。在文明的选择上，中国人在整个的20世纪已经探索了一百年。回顾20世纪的一百年，我们应该能够得出一些结论。
——我们需要勇敢、理性地正视儒家文明的不足，而不是一味地对儒家文明进行谩骂、诋毁和唾弃。在历史长河中，任何历史悠久的文明都会有不足。今天被西方人、被有些中国人奉为至上的基督教文明，在早期也存在着许多“糟粕”。最著名的就是“宗教裁判所”和“十字军东征”。中华民族在经过了20世纪的大悲大痛之后，在21世纪，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地对待自己的儒家文明。文明演进的规律是“用进废退”，从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到精神文明，用则进、不用则退。正视儒家文明的不足，就是要自觉地遵循“用进废退”的文明规律，推动儒家文明实现历史性跨越。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他们也在认真地进行反思。“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上，传统的西方导向的历史观是落后于时代潮流并有误导性的。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伴随着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世界却已经完成了其从旧到新的转变。”①这也正是我们中国人今天所需要的对待自己历史的诚实的科学的态度。
——我们需要理性客观地评价“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历史。概言之，20世纪的一百年，实质是中国人对儒家文明进行革新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里，儒家文明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新变化。譬如在制度文明上，“帝制”已被彻底革除，与“帝制”相联系的旧习俗已逐渐销声匿迹；新文化运动以来，男女平等在中国得以基本实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的旧观念彻底退去了；科技发展后，新的器物文明正在主导着新的时代潮流。尽管如此，中国儒家文明的“仁爱”、“包容”、“和谐”的本质依然存在，文明的固有属性、固有精髓没有丢失。这就是说，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不能选择，但对于自己文化的历史命运却能选择，后者造就了不同文明的不同命运。在整个20世纪，我们毅然决然地改掉了儒家文明中的许多过时的东西，却保留和弘扬了儒家文明的精神内核，保留并发扬了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文明个性、文明本质和优良民族精神。
——我们需要向世界彰扬儒家文明的个性与优势，而这些优势正是当前世界所迫切需要的：
第一是彰扬注重家庭的优势。每年的春节，中国人都会不远千里赶回老家，哪怕仅能在家里待上一天。这种亲缘力量延续了几千年。注重家庭，使中国人在情感上活得有滋有味；注重家庭，使社会得以有效地稳定；注重家庭，使国家和民族增强了内聚力。家庭的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有一种类似宗教性的情感：家庭寄托着中国人的生活希望和生活乐趣；成家立业是中国人的生命追求；无家可归的中国人，就失去了家园感，在精神上就会表现得失魂落魄。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乡土情怀，成为把中国人凝聚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精神力量。
第二是彰扬宗教宽容的优势。儒学对于宗教历来持宽容的态度，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在儒家文明大家庭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和生长点。中国古代发生过许多次战争，但从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儒家文明的宗教宽容传统，避免了如世界上许多地区出现的战争场面。在世界范围内，这都使得儒家文明处于特别有利的文化位置。
20世纪末以来，世界进入了一个多元文明并存的时代，如何处理多元文明共存的关系，使之不发生冲突和战争，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亨廷顿断言：21世纪的世界冲突将主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巴尔干地区，在中东地区，文明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已演变成为一个接一个的战争。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已卷入其中。而在一切古典文明中，唯有儒家文明具有避免冲突和战争的特殊禀赋。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历史记录显示，人类生来既不爱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的行事方法。”[13]这就是说，如何选择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继承我们的文明传统。
第三是彰扬协和万邦的优势。儒家一向主张“讲信修睦”，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是大国小国、弱国强国林立的时代，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关心的大事。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采取强权政治，以“霸道”治天下。中国崛起为强国之后的走向，全世界在拭目以待。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扬儒家文明的和谐本质与王道政治，旗帜鲜明地向世界亮明中国“和”的文明主张。
——我们需要毫不隐讳地向西方文明学习。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世界强国，将会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全球治理，西方文明已积累有数百年的经验。尽管儒家文明有治理一个广大地域和多民族、多信仰的经验，但那毕竟在一个国家之内。面对世界多国家多民族多信仰的复杂局面，中国如何发挥自己的文明优势，促进建立一个和睦的世界大家庭，成为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课题。破解这个课题的办法，就是虚心地向西方文明学习，既学习它成功的经验，也吸取它失败的教训，还要研究越过它的办法。
儒家文明的未来路向，一言以蔽之，就是超越自己，使自己尽快完成与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相契合的过渡，进而成为在全世界更受欢迎的文明。目前，特别需要甩掉历史的包袱，走出“后帝制时代”的困境，进入到与“民主共和时代”相适应的文明发展新时期。
六、结语：对待儒家文明应有礼敬态度
儒家文明是我们文明的骄傲；儒家文明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儒家文明还将走向未来。不要指望用西方文明或其他文明取代儒家文明，无论你喜好与否，儒家文明都是我们生息繁衍的文明基础。我们既然对自己的父母不能选择，我们对于儒家文明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使这个文明向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不断给予这个文明以新鲜血液，使它永葆旺盛的青春与活力，呵护这一悠久文明传之千秋万世。20世纪不是儒家文明消亡的世纪，而是儒家文明内生力如火山般爆发的世纪，是儒家文明全面革新的世纪。正是在20世纪，儒家文明获得了新鲜血液：儒家文明对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吸收，使儒家文明进入到了第二个辉煌发展期。可以预料，儒家文明对世界各个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将使儒家文明进入到第三个辉煌发展期，也即“协和万邦”的发展期。所以，对儒家文明的礼敬态度，是中华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应有的尊重，也是儒家文明应享有的尊严。
[1]马振铎等：《儒家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
[2]马振铎等：《儒家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3]马振铎等：《儒家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4]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学史到21世纪》，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9页。
[5]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学史到21世纪》，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9-361页。
[6]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学史到21世纪》，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1页。
[7] [美]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董建中、王大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页。
[8]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学史到21世纪》，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9] [法]勒内·格鲁塞：《伟大的历史：5000年中央帝国的兴盛》，秦传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29-31页。
[10]于歌：《美国的本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1－25页。
[11]史仲文：《中西文明的历史对话》（上），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1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学史到21世纪》，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① [法]勒内·格鲁塞：《伟大的历史：5000年中央帝国的兴盛》，董传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1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学史到21世纪》，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