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战争，是文明对话中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特殊方式。充满血腥和杀戮的十字军东征不仅给好战的西方文明史留下一块不可抹去的令人羞耻的“伤疤”，同时，它客观上也推动了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对话。有关这场特殊对话的历史记忆，仍在影响今天之世界的文明关系。
公元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约200年时间里，罗马教皇为了建立统一的世界宗教，以宗教圣战的名义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地中海东部沿岸伊斯兰地区的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断断续续，先后进行了8次。战争的对象并非固定不变：第一次到第三次，主要是西亚地区，第四次则偏向东欧的拜占庭，属于基督教世界的“内斗”，第五次到第八次攻打的主要对象是埃及。十字军东征除了第一次抵达“圣城”耶路撒冷算是成功外，其余七次均告失败。
11世纪的西欧与中东阿拉伯地区，共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宗教文明背景之中。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个一神教地缘相近，于对抗和冲突中相互并存。信奉伊斯兰教的凶悍的塞尔柱突厥人在中东地区迫害基督徒，引发西方基督教会的不满。后来，基督教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对抗、迫害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扩张性文明力量。1054年基督教教会分裂成西方的罗马天主教和东方的东正教，两大教会之间也充满竞争、对抗与迫害。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前者对后者的大屠杀、大劫掠。
狂热的宗教意识是宗教战争的精神动力。十字军东征就是在一种宗教狂热精神煽动下进行的。1095年11月，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在法国南部的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并发表著名的“以父为名”拯救圣地的煽动性演说，他历数突厥人玷污圣城耶路撒冷、迫害基督徒的罪行，号召西欧各君主王侯及广大信徒们，为了援助东方的基督教兄弟，“让一切争辩和倾轧休止，登上赴圣地的征途吧！从那个邪恶的种族手中夺回圣地吧！”他许诺：“凡动身前往的人，假如在旅途中——陆上和海上——或在反异教徒的战争中丧失了性命，他们的罪愆即将在那一顷间获得赦免。”教皇的演说，刺激整个欧洲陷入一种狂热的宗教氛围之中。
1099年，十字军经过5个星期的围攻终于占领圣地耶路撒冷，随即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单在一所寺院里，就有约1万名避难者惨遭杀害。十字军头目写给教皇的信里说，他骑马走过尸体狼藉的地方，血染马腿到膝。寺院、宫殿和民间的金银财物被抢劫一空，许许多多的古代艺术珍品被毁于一旦。十字军的“朝圣之旅”实际上变成“屠杀之旅”和“抢掠之旅”。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于1097-1099年分别攻下了奥德萨、安条克、耶路撒冷等大城市，先后建立了奥德萨、安条克公国和耶路撒冷王国，并按照西欧封建制模式，在西亚建立了好几个十字军国家，以耶路撒冷为宗主国。为了巩固和治理这些占领区，教皇还批准成立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及条顿骑士团。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下君士坦丁堡后，也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但是，这种在别人的土地上靠武力建立的不同文明的政权大多不能长久。不到半个世纪，突厥人就攻克了十字军在东方建立的基督教王国，迫使德皇康拉德三世和法王路易七世于1147年率德法联军发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但是他们从此就难逃失败的命运。
1187年阿拉伯世界的军事天才萨拉丁统帅大军收复耶路撒冷，德皇、法王和英王于是在1189年发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他们与萨拉丁轮番激战，均无功而返，十字军再也无法重新占领耶路撒冷了。
十字军东征一方面杀害大量的异教徒，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牺牲。每一次东征都有大量十字军死于战斗、饥饿、瘟疫。仅以第一次东征为例，出发时的三、四万的大军，最后到达耶路撒冷时，只有一万多人，大部分人都死于征途。1212 年的儿童十字军，更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宗教罪恶，成千上万的儿童在惨败的东征中不幸夭折。
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是一场十字架对弯月的较量，客观上形成了两大宗教文明的对话。当萨拉丁收复圣城耶路撒冷时，城里有大约10万名以上的基督徒，以及数量可观的十字军战俘。如果穆斯林要为80多年前的血腥屠杀报复，人们不会觉得奇怪。但萨拉丁却下令不准士兵杀戮和掠夺，保留所有基督徒的生命和财产，允许他们交少量的赎金后带着财产回国。数万名基督徒在萨拉丁的伊斯兰异教徒士兵的保护下踏上回乡的路途。这一仁慈的壮举为伊斯兰文明赢得巨大的历史声誉。十字军东征推动了伊斯兰文明的西传。
十字军东征打开了两大宗教文明交流的大门。除了商业、贸易外，西方基督教世界还从穆斯林那里学习了数学、天文学、医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阿拉伯文明不仅在科学知识领域影响西方，还在其他方面如艺术等领域也给西方文明以启发。“古代叙利亚文明对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年轻而感受力强的创作力所起的影响，仍然可以通过‘哥特式’建筑物在建筑学方面看得很清楚。”（汤因比）
重建与古希腊文明源头的联系，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从十字军东征中获得的最大好处。当野蛮人征服西罗马帝国之后，古希腊文明就湮没在铁蹄扬起的尘埃里。但是，体现古希腊文明的古典文献却较好地保存在伊斯兰世界里。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西方人从穆斯林那里得到了根据希腊文献译成阿拉伯文的关于哲学和科学的文献，又得到了伊斯兰世界所有保存下来的古典著作的原文，从而补全了他们的希腊文献的藏书，使得古代希腊文化回归西欧，为后来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基础。
十字军东征在文明对话意义上的另一个客观后果，就是把中国文明带入西欧。在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古代中国文明向西欧传入的过程中，阿拉伯世界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中国的四大发明是先传到阿拉伯，再传入西欧的。在从阿拉伯向西欧再传的过程中，十字军东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二传手”。如中国的造纸术，早在712年就传到了阿拉伯，直到12世纪通过十字军之手才传入欧洲，1276年欧洲第一家造纸厂才在意大利正式建立。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西欧，打破教会对文化教育的垄断，降低图书成本，加快文化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推动世俗文化教育的发展。这一切又成为推动文艺复兴运动的积极因素。（参看徐台榜《论十字军东征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作用》）
十字军东征这场宗教战争虽然过去了约一千年，但它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留下的创伤记忆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反而不时成为今天地区战争或文明冲突的参照。“9·11”之后，美国总统布什曾脱口而出“这场反恐十字军战争是要花时间的”，招致诸多批评，可见“十字军东征”已成为基督教世界政治家的一种潜意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利用联合国通过的“禁飞区”决议，发动对利比亚的战争，俄罗斯总理普金马上说，这是新的十字军东征，可见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的领导人，对十字军东征同样记忆犹新。如何运用文明对话的方式防止“十字军东征”这样的文明冲突的重演，是当今世界必须面对的艰巨的文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