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在韩国陶山论坛上的演讲（全文）
中韩同命，继承弘扬，奉献人类
2014年7月3日 安东市
许嘉璐
尊敬的李龙兑委员长，尊敬的金光忆委员长，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非常高兴能够应李龙兑委员长和金光义委员长盛情邀请我和我的尼山论坛同事参加“21世纪人文精神价值论坛”。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尼山论坛组委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在安东市举行的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盛会表示衷心的祝贺！
承蒙韩国朋友的盛意，今年3月，李光琳委员长率领韩国议会和安东市的领导和专家访问了山东，并和尼山论坛组委会秘书处进行了诚挚而深入的交流；今年5月，李龙兑委员长一行又光临尼山论坛，全程参与了论坛的各项活动。你们的到来，是对我们的深刻理解和巨大支持；李龙兑委员长在大会上的主题讲演以及我们与韩国代表团的亲切会见、诚挚会谈，都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鞭策。
时间仅仅过去40天，我又率领尼山论坛的同事们来到安东。我们这次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访”，而是一次亲友之旅，学习之旅，合作之旅。山东和安东，一水之隔；尼山和陶山，你呼我应。进一步缩短我们之间空间和心灵距离的，是孔夫子所创立，东方考亭李退溪先生弘扬发展了的伟大的儒学思想。
尼山论坛和陶山论坛的宗旨极其相近，只不过尼山论坛偏重于哲学、信仰、宗教和伦理，而陶山论坛偏重于人文总体。偏重并不等于全部。这样，我们两家略显差异之处恰好可以相互补充和呼应；而我们之间最大的相同点是通过弘扬儒学，给当今价值混乱、道德缺失、危机四伏的世界一副良药。儒学，儒家思想，儒家伦理和哲学，理应成为人类多元智慧库里的重要一元。
儒学的根本，或者说其核心、精粹就在于构建了最适合人类生存、繁衍、发展的伦理与阴阳和合、变动不居的哲学理念。儒家思想的“合法性”早已由数千年来继承和弘扬它的所有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生活实践、生产实践所确认。这是因为，它不是源于神的启示，因而也不是来自于他律，不是因为惧于神的惩罚而如此这般地行事。它继承了若干代祖先敬重生命、重视现实、包容他者的观念，并且不断地创造发展，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提高了它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它的根基深深地建立在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生生不息、顺应环境、观察宇宙、慎敬思考的土壤里。
从孔子诞生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565年，而孔子的思想依然被受过其润溉的民族和国家所尊重、坚守和奉行，这除了其思想本身具有永远释放不尽的能量之外，还得力于历代贤哲呕心沥血、锲而不舍的研究和履践，立足于他们所处时代和地域的实际情况，开掘之、敷衍之、提升之、弘扬之。而儒学之所以能够通过后人发扬光大，又是源于其无限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虽然绵绵千载不乏杰出儒学哲人，但是开掘最深，践行最笃，学说最为系统的，当属宋代关、濂、洛、闽四家，而其中尤以朱熹一脉建树为最。
无论是儒学的人文性，还是其伦理论说，严格地说，都属于哲学的范畴，都需要经过东方式的理性思辨，也就是需要提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永恒，器者随时空而变。儒学以人为本，视人为天地、社会、过去现在未来种种关系的交汇点，天地人（社会）的规律就是道；由此派生的一切均是器。朱子的伟大之处主要就在于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儒家完备的形而上体系，形成具有原创性的心性、理气、涵养等理论；用现代哲学的术语说，朱子学说涵盖了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价值论和道德论。
韩国自13世纪引进朱子《家训》《家礼》始，历经高丽、朝鲜和李氏王朝，至退溪先生达至高峰。他直承并终生服膺、弘扬、发展朱子之学，“刻苦为人，殷勤讲学”。确乎，“海东考亭”之誉非退溪先生孰能当之。但是，在他叙述韩国理学传统时却说：“吾东方理学，以郑圃隐（梦国）为祖，而以金寒暄、赵静庵为首。”这种敬重前贤的由衷谦逊，也正是他所强调的“敬”和“行”的体现。
回顾历史，往往有时隔数纪，而世事竟惊人相似的情况。孔子生逢乱世，礼崩乐坏，霸道横出，力倡仁、礼之学，欲挽狂澜于既倒，“知其不可而为之”，故而太史公有“孔子厄陈蔡，作《春秋》”之叹。朱子直承孔孟，其世虽五代荒谬时代已过，但国力未振，北患日逼，思想混乱，于是他尊横渠、濂溪、二程以及有宋以来诸贤之学，总其大成，昌理、气、心、性之说，其意与孔孟同，也是仁为己任，挽救人心，匡正世道，谋求太平。正是因为孔孟之道来源于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所以符合社会的规律、天地的规律。
李退溪出生之时，已在朱子身后300年，适遇韩国天灾人祸频仍。尤其是四次“士祸”，致国气大伤，正人自危。在退溪求取功名和出仕期间，他亲历了又两次士祸。所以他说：“士林之祸起于中叶，废朝戊午、甲子之事不须言矣，中宗明圣而不幸己卯祸起，一时贤人君子皆被大罪。”“陈既往之事者，欲为将来之大戒也。”他这里所说的大戒，在其生活中的体现，恐怕就是在其七进七退、辞官数十次后，终于50岁时决意挂冠而归隐陶山吧。
退溪并非只求独善。他和孔孟、程朱一样，“仕所以行道，非所以干禄”，而欲“达则兼善天下”。
退而著述、传学。“虽退闲年久，忧国之念老而益笃。往往与学者言及国事，辄唏嘘感愤。”他自称“鄙书多忧患语。”于辞世前一年，他手写《戊辰六条疏》呈于明祖，首谏“重继统以全仁孝”，以为修身治国之基，意气勤勤恳恳，忠仁敬诚之情溢于言表。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退溪盖即其人乎？
退溪之学的形成和持续至今的影响，证明了一点，即儒学和世界上其他杰出的思想学术（例如轴心时代涌现、彪炳于世的哲学、神学和伦理学）一样，并不专属于一国和“原产”民族，而属于全世界。儒学是一个宏博该洽的巨大体系。退溪先生的创见和践行，也都是中韩两国和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
现在，我们远离退溪先生的时代又有500年了。与他那个世界不同的是，人们的知识、生活和活动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世界每个角落。这时我们发现，就整个世界而言，当今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种种现实矛盾和问题，竟然与孔孟、程朱和退溪那时没有质的差别，而人类所深陷的痛苦和灾难，由于物质文明的丰富和发达，要比先圣先哲们那时更为严重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危机，在农耕时期只出现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范围以及所连带的周边地区，范围再大，一般也跨越不过大洋；而工业化时期及其产品所造成的危机已经冲破了有形的和无形所有边界，实现了“全球化”，或者我们也可以借用一个现在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词形容，即“普世化”了。这就是说，人类的厄运，从轴心时代至今质无不同，所异者，只在范围、程度、形式和加剧的速度。既然如此，无数先人所积累起来的儒家智慧，无疑将是人类终极关怀所需要的精神家园。
世界事务极其纷繁复杂，但是如果进行高度理性的思辨，其实质也很简单。工业化以来人类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物质主义打倒了人文主义，肉体欲望战胜了精神追求，天下“大同”、“理想国”、“天上之国”和乌托邦的期盼已经被今天的利润和明天的权力所取代。
儒家强调人文精神、伦理价值和大同理想，并不等于否定物质、欲望和利润，虽然在儒家内部关于利和义的关系曾经争议了许多世纪。最有名的辩论莫过于发生在陈亮和朱子之间长时间的“义利之辩”。
在这个问题上，退溪先生有着独特而明确的见解，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儒家思想，破解现代心灵危机有着现实的启示。
《周易﹒乾﹒文言》：“利者，义之和也。”退溪先生在《重答黄仲举》信中说：
夫以利为“义之和”，则利不在义之外，正义而利在其中矣。
盖利字之义，循其本而言，只是顺遂便宜之名。君子之处事以义，未尝不顺遂便宜，故曰“利者，义之和。”如云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者也。若以利为人欲，则天理中一毫着不得，何云“义之和”耶？大抵此利字、私字，皆与寻常利、私字迥然不同。
他更在《答郑子中（惟一）》信中就具体事例分析道：
穷而买田，本非甚害理，计直高下之际，约滥从平亦理所不免。但以利己尅人之心，便是舜、跖所由分处。于此亟须紧着精彩，以义利二字剖判，才免为小人。即是为君子，不必以不买为高也。然此等事留心之久，易陷入于污贱之域，切宜常激昂，庶不堕落也。
归结起来，他的义利观实际是对孔子“克己复礼”的解说和发挥，是对“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批判，对今天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岂不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这是退溪先生发展了朱子学说之一例。
退溪先生的《十圣图》是十分著名的著作。在我看来，这是他从浩如烟海的儒学典籍中钩掘梳理出的人们获得正确宇宙观、价值观、伦理观的学习纲要。《十圣图》以周敦颐的《太极图》为始，以《夙兴夜寐箴》为末，用图的形式，条理清晰，简单明了，逻辑严密，无疑是有益于初学者学习、涵养的路径图。尤应注意者，是他回避了对《太极图》的来源、无极太极关系等等的纠纷，以及心、性、情之辨这类儒学史上著名的争讼公案。当然，在其选择、排列讲说之间，他的观点和自己修身所得，都已清晰地涵于其中。
我觉得，这又是退溪先生结合韩国其时其地情况对理学的转化和创新之又一例，即使对于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至于退溪之学的其他方面，例如强调“精一执中”是“为学之大法”；再如他既从形上学方面辨析“心”之本体性，又突出了其自主性（如《答乔侄问〈中庸〉》）；又如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他对“致知”和“力行”关系的反复强调，把“真知与实践”通俗地比喻为“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如人两脚，相待互进”，这样鲜明地主张知行合一，与王阳明可谓异曲同工，而退溪还略早于王学。如此等等，这里不能一一列数，还需要我们深入地开掘、研究。
真理无国界。退溪之学属于韩国，也属于世界。尤其是对促进当世之人走向和谐、平静、安乐因而幸福，有着无可辩驳的意义。惟其如此，所以中国学界很早就开始并一直关注着退溪之学的研究与评介。在这里只需举出梁启超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的一首诗，即可看出近代中国学界对退溪先生的评价了：
巍巍李夫子，继开一古今。
十图传理决，百世召人心。
云谷琴出润，濂溪风月寻。
声教三百载，万国乃同钦。
诗中“云谷”一联，分喻朱子和敦颐（传说朱子尝游云谷，有诗卷传世；琴出润或化用范仲淹《与唐处士书》中形琴音“和润而远”语）。此即“继开”之写实也。而“万国”一句是梁任公早于同代学人看到退溪之学的世界价值了。这就启迪了我们，中韩两国儒学是亲兄弟，理应紧密联手，一起弘扬、发展儒家思想，并介绍给全世界，这自然是当然之义。
陶山论坛的举办，是韩国和世界在构建新人文主义、人类共同新伦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我和我的同仁们热切地期盼着陶山论坛尽快成为一个知名的讨论如何避免人类自我毁灭的学术平台，在东亚，在亚洲，在全球，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一神圣的事业中，尼山论坛将永远是陶山论坛忠实的伙伴。
许嘉璐在韩国陶山论坛上的演讲（全文）
中韩同命，继承弘扬，奉献人类
2014年7月3日 安东市
许嘉璐
尊敬的李龙兑委员长，尊敬的金光忆委员长，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非常高兴能够应李龙兑委员长和金光义委员长盛情邀请我和我的尼山论坛同事参加“21世纪人文精神价值论坛”。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尼山论坛组委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在安东市举行的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盛会表示衷心的祝贺！
承蒙韩国朋友的盛意，今年3月，李光琳委员长率领韩国议会和安东市的领导和专家访问了山东，并和尼山论坛组委会秘书处进行了诚挚而深入的交流；今年5月，李龙兑委员长一行又光临尼山论坛，全程参与了论坛的各项活动。你们的到来，是对我们的深刻理解和巨大支持；李龙兑委员长在大会上的主题讲演以及我们与韩国代表团的亲切会见、诚挚会谈，都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鞭策。
时间仅仅过去40天，我又率领尼山论坛的同事们来到安东。我们这次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访”，而是一次亲友之旅，学习之旅，合作之旅。山东和安东，一水之隔；尼山和陶山，你呼我应。进一步缩短我们之间空间和心灵距离的，是孔夫子所创立，东方考亭李退溪先生弘扬发展了的伟大的儒学思想。
尼山论坛和陶山论坛的宗旨极其相近，只不过尼山论坛偏重于哲学、信仰、宗教和伦理，而陶山论坛偏重于人文总体。偏重并不等于全部。这样，我们两家略显差异之处恰好可以相互补充和呼应；而我们之间最大的相同点是通过弘扬儒学，给当今价值混乱、道德缺失、危机四伏的世界一副良药。儒学，儒家思想，儒家伦理和哲学，理应成为人类多元智慧库里的重要一元。
儒学的根本，或者说其核心、精粹就在于构建了最适合人类生存、繁衍、发展的伦理与阴阳和合、变动不居的哲学理念。儒家思想的“合法性”早已由数千年来继承和弘扬它的所有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生活实践、生产实践所确认。这是因为，它不是源于神的启示，因而也不是来自于他律，不是因为惧于神的惩罚而如此这般地行事。它继承了若干代祖先敬重生命、重视现实、包容他者的观念，并且不断地创造发展，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提高了它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它的根基深深地建立在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生生不息、顺应环境、观察宇宙、慎敬思考的土壤里。
从孔子诞生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565年，而孔子的思想依然被受过其润溉的民族和国家所尊重、坚守和奉行，这除了其思想本身具有永远释放不尽的能量之外，还得力于历代贤哲呕心沥血、锲而不舍的研究和履践，立足于他们所处时代和地域的实际情况，开掘之、敷衍之、提升之、弘扬之。而儒学之所以能够通过后人发扬光大，又是源于其无限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虽然绵绵千载不乏杰出儒学哲人，但是开掘最深，践行最笃，学说最为系统的，当属宋代关、濂、洛、闽四家，而其中尤以朱熹一脉建树为最。
无论是儒学的人文性，还是其伦理论说，严格地说，都属于哲学的范畴，都需要经过东方式的理性思辨，也就是需要提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永恒，器者随时空而变。儒学以人为本，视人为天地、社会、过去现在未来种种关系的交汇点，天地人（社会）的规律就是道；由此派生的一切均是器。朱子的伟大之处主要就在于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儒家完备的形而上体系，形成具有原创性的心性、理气、涵养等理论；用现代哲学的术语说，朱子学说涵盖了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价值论和道德论。
韩国自13世纪引进朱子《家训》《家礼》始，历经高丽、朝鲜和李氏王朝，至退溪先生达至高峰。他直承并终生服膺、弘扬、发展朱子之学，“刻苦为人，殷勤讲学”。确乎，“海东考亭”之誉非退溪先生孰能当之。但是，在他叙述韩国理学传统时却说：“吾东方理学，以郑圃隐（梦国）为祖，而以金寒暄、赵静庵为首。”这种敬重前贤的由衷谦逊，也正是他所强调的“敬”和“行”的体现。
回顾历史，往往有时隔数纪，而世事竟惊人相似的情况。孔子生逢乱世，礼崩乐坏，霸道横出，力倡仁、礼之学，欲挽狂澜于既倒，“知其不可而为之”，故而太史公有“孔子厄陈蔡，作《春秋》”之叹。朱子直承孔孟，其世虽五代荒谬时代已过，但国力未振，北患日逼，思想混乱，于是他尊横渠、濂溪、二程以及有宋以来诸贤之学，总其大成，昌理、气、心、性之说，其意与孔孟同，也是仁为己任，挽救人心，匡正世道，谋求太平。正是因为孔孟之道来源于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所以符合社会的规律、天地的规律。
李退溪出生之时，已在朱子身后300年，适遇韩国天灾人祸频仍。尤其是四次“士祸”，致国气大伤，正人自危。在退溪求取功名和出仕期间，他亲历了又两次士祸。所以他说：“士林之祸起于中叶，废朝戊午、甲子之事不须言矣，中宗明圣而不幸己卯祸起，一时贤人君子皆被大罪。”“陈既往之事者，欲为将来之大戒也。”他这里所说的大戒，在其生活中的体现，恐怕就是在其七进七退、辞官数十次后，终于50岁时决意挂冠而归隐陶山吧。
退溪并非只求独善。他和孔孟、程朱一样，“仕所以行道，非所以干禄”，而欲“达则兼善天下”。
退而著述、传学。“虽退闲年久，忧国之念老而益笃。往往与学者言及国事，辄唏嘘感愤。”他自称“鄙书多忧患语。”于辞世前一年，他手写《戊辰六条疏》呈于明祖，首谏“重继统以全仁孝”，以为修身治国之基，意气勤勤恳恳，忠仁敬诚之情溢于言表。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退溪盖即其人乎？
退溪之学的形成和持续至今的影响，证明了一点，即儒学和世界上其他杰出的思想学术（例如轴心时代涌现、彪炳于世的哲学、神学和伦理学）一样，并不专属于一国和“原产”民族，而属于全世界。儒学是一个宏博该洽的巨大体系。退溪先生的创见和践行，也都是中韩两国和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
现在，我们远离退溪先生的时代又有500年了。与他那个世界不同的是，人们的知识、生活和活动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世界每个角落。这时我们发现，就整个世界而言，当今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种种现实矛盾和问题，竟然与孔孟、程朱和退溪那时没有质的差别，而人类所深陷的痛苦和灾难，由于物质文明的丰富和发达，要比先圣先哲们那时更为严重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危机，在农耕时期只出现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范围以及所连带的周边地区，范围再大，一般也跨越不过大洋；而工业化时期及其产品所造成的危机已经冲破了有形的和无形所有边界，实现了“全球化”，或者我们也可以借用一个现在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词形容，即“普世化”了。这就是说，人类的厄运，从轴心时代至今质无不同，所异者，只在范围、程度、形式和加剧的速度。既然如此，无数先人所积累起来的儒家智慧，无疑将是人类终极关怀所需要的精神家园。
世界事务极其纷繁复杂，但是如果进行高度理性的思辨，其实质也很简单。工业化以来人类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物质主义打倒了人文主义，肉体欲望战胜了精神追求，天下“大同”、“理想国”、“天上之国”和乌托邦的期盼已经被今天的利润和明天的权力所取代。
儒家强调人文精神、伦理价值和大同理想，并不等于否定物质、欲望和利润，虽然在儒家内部关于利和义的关系曾经争议了许多世纪。最有名的辩论莫过于发生在陈亮和朱子之间长时间的“义利之辩”。
在这个问题上，退溪先生有着独特而明确的见解，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儒家思想，破解现代心灵危机有着现实的启示。
《周易﹒乾﹒文言》：“利者，义之和也。”退溪先生在《重答黄仲举》信中说：
夫以利为“义之和”，则利不在义之外，正义而利在其中矣。
盖利字之义，循其本而言，只是顺遂便宜之名。君子之处事以义，未尝不顺遂便宜，故曰“利者，义之和。”如云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者也。若以利为人欲，则天理中一毫着不得，何云“义之和”耶？大抵此利字、私字，皆与寻常利、私字迥然不同。
他更在《答郑子中（惟一）》信中就具体事例分析道：
穷而买田，本非甚害理，计直高下之际，约滥从平亦理所不免。但以利己尅人之心，便是舜、跖所由分处。于此亟须紧着精彩，以义利二字剖判，才免为小人。即是为君子，不必以不买为高也。然此等事留心之久，易陷入于污贱之域，切宜常激昂，庶不堕落也。
归结起来，他的义利观实际是对孔子“克己复礼”的解说和发挥，是对“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批判，对今天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岂不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这是退溪先生发展了朱子学说之一例。
退溪先生的《十圣图》是十分著名的著作。在我看来，这是他从浩如烟海的儒学典籍中钩掘梳理出的人们获得正确宇宙观、价值观、伦理观的学习纲要。《十圣图》以周敦颐的《太极图》为始，以《夙兴夜寐箴》为末，用图的形式，条理清晰，简单明了，逻辑严密，无疑是有益于初学者学习、涵养的路径图。尤应注意者，是他回避了对《太极图》的来源、无极太极关系等等的纠纷，以及心、性、情之辨这类儒学史上著名的争讼公案。当然，在其选择、排列讲说之间，他的观点和自己修身所得，都已清晰地涵于其中。
我觉得，这又是退溪先生结合韩国其时其地情况对理学的转化和创新之又一例，即使对于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至于退溪之学的其他方面，例如强调“精一执中”是“为学之大法”；再如他既从形上学方面辨析“心”之本体性，又突出了其自主性（如《答乔侄问〈中庸〉》）；又如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他对“致知”和“力行”关系的反复强调，把“真知与实践”通俗地比喻为“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如人两脚，相待互进”，这样鲜明地主张知行合一，与王阳明可谓异曲同工，而退溪还略早于王学。如此等等，这里不能一一列数，还需要我们深入地开掘、研究。
真理无国界。退溪之学属于韩国，也属于世界。尤其是对促进当世之人走向和谐、平静、安乐因而幸福，有着无可辩驳的意义。惟其如此，所以中国学界很早就开始并一直关注着退溪之学的研究与评介。在这里只需举出梁启超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的一首诗，即可看出近代中国学界对退溪先生的评价了：
巍巍李夫子，继开一古今。
十图传理决，百世召人心。
云谷琴出润，濂溪风月寻。
声教三百载，万国乃同钦。
诗中“云谷”一联，分喻朱子和敦颐（传说朱子尝游云谷，有诗卷传世；琴出润或化用范仲淹《与唐处士书》中形琴音“和润而远”语）。此即“继开”之写实也。而“万国”一句是梁任公早于同代学人看到退溪之学的世界价值了。这就启迪了我们，中韩两国儒学是亲兄弟，理应紧密联手，一起弘扬、发展儒家思想，并介绍给全世界，这自然是当然之义。
陶山论坛的举办，是韩国和世界在构建新人文主义、人类共同新伦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我和我的同仁们热切地期盼着陶山论坛尽快成为一个知名的讨论如何避免人类自我毁灭的学术平台，在东亚，在亚洲，在全球，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一神圣的事业中，尼山论坛将永远是陶山论坛忠实的伙伴。